任何问题都是逻辑问题。理解新冠肺炎疫情与抗疫策略亦不例外。本文无力讨论新冠肺炎的医学特征，但从社会科学角度看，决定一种传染性病毒的关键指标是传染率和死亡率。

凡是传染率低的病毒，无论死亡率高低，都不会酿成重大危机，因为病毒会较快消失。一种传染率高的病毒，若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就像在美国、中国秋冬季盛行的普通流感，一般也不会引发重大危机。普通流感传播范围固然广，但危害不那么重。但如果一种病毒不仅传染率高，而且重症率和死亡率较高，就会引发重大灾难。特别是，如果再叠加潜伏期较长、最终病死患者的存活期较长这两个特征，人类在应对疫情上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就有着这样的特征。

二、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

疫情从无到有或者说疫情的源起及其控制，是一回事；疫情已然发生并大规模扩散及其控制，是另一回事。既然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那么中国既面临着第一个问题，又面临着第二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就第一阶段的问题而言，我们至今仍然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尚不清楚，这方面的反思与总结仍然是不够的。从政府到社会，从医学界到社会科学界，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在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体制改善，促成社会进步，防止未来可能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可能还需要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惟有客观的数据、可信的逻辑、诚恳的态度才能帮助中国赢得更多的信任。

就第二阶段的问题而言，面对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和扩散，中国于2020年1月20日正式拉响警报，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紧急状态。我们先是经历了确诊病例数的爆炸性攀升，比如2月13日一天确诊数就高达15000例，而后局面逐渐受到控制，新增确诊病例数从2月19日起基本上回落至每天1000例以下（2月23日仍然为1500例），3月7日起每天境内新增病例基本上回落至100例以下。截至4月10日早晨，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为83000余例，死亡人数为3300余例。目前，中国本土新增病例数量已经不多，主要压力来自于境外输入病例，以及防止可能的反弹。

这样，中国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将这套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总结为政府主导型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这种模式有四根支柱：

第一，在疫情高峰期，政府坚决采取封城、封村、封校、封厂措施，目的是通过全封闭实现人与人的全隔离，从而在根本上阻断病毒的传播链条。

第二，医疗卫生系统全面动员，努力救治患者，最终实现“应收尽收”，包括为重症患者提供充分救治，为轻症患者提供隔离、医学观察和辅助治疗。

第三，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疫区旅行者的隔离观察，包括医院隔离、集中隔离点隔离和居家隔离等。

第四，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调配各种医疗资源，包括快速建设专门医院和方舱医院，以及组织各省市医疗卫生系统对湖北各地市进行对口支援。

在疫情高峰期，中国的这种抗疫模式产生了显著成效，既做到了用两个月基本控制了疫情，又做到了将湖北以外省份的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

既然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是有效的，那么，当疫情开始肆虐全球后，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抄作业”呢？所谓“抄作业”，就是复制中国抗击疫情的模式和策略。

但问题是，这种全封闭全隔离的抗疫模式成为可能，跟中国后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模式是分不开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比如，随时根据需要设定车辆和个人出行的管制规则；政府掌控着巨大的经济资源，特别是直接控制大量优质的公立医院，以及拥有随时建设临时应急性医疗机构的能力；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网格化管理能力，这能够保证管控措施在每个城市社区和自然村、每个企业和单位得以落实；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高度一体化的控制协调能力，比如能够直接安排外省医疗资源支援湖北等。

这样一分析，你就会发现，中国这份“作业”是许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既不能抄，又不想抄的。不能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从来就不拥有这样的权力和资源。不想抄，是因为这种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容易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摆。当然，在疫情高峰期，控制疫情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所以，当时采用全封闭全隔离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停顿。学校、商场、饭店、公司、工厂长期歇业，许多员工无班可上，学生无法到校上学。这种抗疫模式注定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2月21日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就强调“抗疫要尊重市场秩序与权利秩序”。

按照目前的全球疫情趋势，在人类发明疫苗和对症药物之前，全球主要国家可能不得不考虑如何跟新冠肺炎疫情长期作战的问题。问题是，当中国解除全封闭全隔离模式之后，如果疫情出现零星和局部的反弹，中国又该如何抗击疫情呢？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既能有效控制可能多发的小规模疫情，又能尽可能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化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

三、东亚地区的抗击疫情方案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大陆的周围地区首先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跟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日本在这波疫情中的感染率数据和死亡率数据都相对较低。尽管东亚地区的首发病例要远早于多数欧洲国家，但东亚地区的防控局面总体上做得更好。

比如，台湾地区的第1个病例出现在1月21日，但直到3月18日才出现第100个病例，截至4月10日早晨，仅有380个确诊病例。再比如，日本1月22日首次出现两个病例，2月21日出现第100个病例，目前确诊病例为4667个。又比如，韩国尽管目前确诊病例超过10000人，但经过2月底、3月初的高增长以后，韩国很快就将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到了100人以内。

总体上，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大致代表了东亚地区抗疫的三种类型。台湾地区在这一轮抗击疫情中表现不俗。考虑到人口不及台湾地区三分之一的丹麦、挪威、瑞典等国确诊病例已经高达5800-9000多人，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人口数量超过德国的日本，目前确诊病例不到5000例，而德国已经逼近12万例。当然，许多人担心日本是否正在进入快速暴发的通道。韩国起初被认为是一个管控措施滞后、局面一度失控的国家，但仅仅用了两周，韩国就将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控制到了100以内。人口数量跟韩国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的确诊病例数已经位于6万至15万例的区间。

尽管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在抗击疫情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事逻辑其实是相似的。跟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相比，台湾地区、日本与韩国的抗疫模式可以总结为四条主要经验：

第一，认识疫情的严重性，尽早采取行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跟欧美国家的“看客心态”不同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更为了解，也有着更强的威胁感知。比如，台湾地区1月中旬就派出两名防控专员赴武汉进行调查，随后马上着手安排应对措施。

第二，及时检测相关人群，锁定患者并加以有效救治。比如，韩国在2月底、3月初遭遇了疫情高峰，随后就进行了大面积的检测。到3月20日为止，韩国对大量有症状者、接触者和相关人群进行了检测，检测比例高达总人口的千分之六。这样，就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锁定确诊病例和排除疑似人群。

第三，建立非常时期入境者等移动人口的追踪档案，及时发现密切接触者。一旦发生疫情，就可以追踪到相关人群，安排相应的检测，以及执行或建议相关的隔离措施。

第四，倡导个人的自我隔离，部分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以及采取其他辅助性措施。这里的辅助性措施包括设置热线电话答疑解惑，为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生活救助，以及为隔离者提供生活协助等。

202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台湾在抗击疫情上为世界树立了榜样”；《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则试图回答，“韩国是如何抑平新冠病毒曲线的？”；福克斯新闻网这样问，“日本为什么能避免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暴发？”这些报道都说明，到3月份为止，东亚地区的抗疫方案和经验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社会的关注。

为什么东亚地区做得更好呢？一个直接原因是，在武汉的疫情风暴期，他们要比欧美国家更了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什么。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亚洲四小龙与日本要么有过2003年SARS疫情的经验与记忆，要么最近有过处置重大疫情的经验。比如，韩国2015年就出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疫情，该疫情导致186个确诊病例和36个死亡病例，隔离人群超过10000人。

当然，东亚地区的抗疫成效也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条件有关。这里最重要的三个社会条件是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过去，东亚地区以“发展型政府”著称，这意味着东亚社会普遍拥有比较强的政府能力。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到来时，这种政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东亚社会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这些地方普遍拥有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与自治性社会网络，公民素质较高，守法意识和规则意识较强，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还具有邻里互助的社会传统。这就有利于在政府作为和公民作为之间搭建起一个良性的互动网络。

当然，医疗设施与医疗能力同样非常重要。以千人病床数量来衡量，日本、韩国的数据是全球最高水平，分别高达13.4张和11.5张，而欧洲最高的德国也仅为8.3张；台湾地区的千人病床数量是5张左右，略低于法国，但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约3张的水平。

所以，此次东亚地区的出色表现，既有正确认知、及早准备和抗疫经验方面的原因，又离不开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这个“铁三角”。两者共同决定东亚地区能够把新冠肺炎疫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控制远低于欧洲国家的水平上。

有人可能会说，东亚地区的做法不过向中国大陆“抄作业”而已。是否真的如此呢？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

即便如此，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属于抗击疫情的激进休克疗法，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而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所以，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他们试图通过快速检测和技术追踪及时甄别、锁定潜在患者与患者。这就做到了既能有效抗击疫情，又能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就具体管控措施而言，东亚地区的方案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当疫情变得更为严重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7日宣布东京、大阪等多地进入紧急状态。这意味着日本抗疫措施的进一步升级。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复产复工复学被提上议事日程，疫情高峰期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已经行不通，经济社会正常化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对抗击疫情的管控模式进行调整。那么，能够更精准地锁定潜在目标同时经济社会生活更具自由度的东亚地区方案，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借鉴呢？

如果说疫情初期，东亚地区部分地向中国大陆“抄作业”，那么疫情进入中场以后，中国大陆是否可以放下身段，部分地向东亚地区“抄作业”呢？在管理学上，这完全不涉及所谓的“面子”问题，这种做法被普遍地称为“模仿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本文摘选于春秋书院

作者：包刚升